民俗元素与白居易诗歌的新境界民俗元素与白居易诗歌的新境界小教1211 42 陈艺斌壹壹贰贰叁、叁、对民俗的发现与思考对民俗的发现与思考民俗造就诗史民俗造就诗史民俗艺术化白诗新境界民俗艺术化白诗新境界一、对民俗的思考与发现一、对民俗的思考与发现 白居易的对民俗发现，源于他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时政民情的思考。白居易集卷六十二至卷六十四所收策论七十五篇，全面记录了白居易从政为文的思想倾向，他在采诗(以补察时政)中写道：“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道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讥讽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大凡人之感于事，则比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可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 他主张以民间的生活风俗和民众的内心喜乐为了解社会、反映民情的观测点和切入点。这种思想观念，虽然是白居易在正式走上仕途之前就提出来的，但在他随后数十年从政为文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强化，内化为他从政为文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 因而，他能坚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的创作追求，表现出“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的创作勇气，践行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在这一点上，较之他的前辈杜甫，无疑是前进了一步。陈伯海教授还精辟地指出：“自居易的风雅比兴或美刺比兴的主张，尽管与汉儒诗说有因缘关系，但不能等量齐观。前者以教化为中心，后者则以补缺救民为目的，是对陈子昂、杜甫以来兴寄说的合乎逻辑的推演，他对于传统诗教的突破，正显示了唐诗自身的独特内涵。”从而，“真正把兴寄说推向顶峰” 白居易固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家，但对民俗特有的自觉和独到的识见，使他敏锐地发现了民俗在反映生活现实、表现内心世界时所具有的真实可信、具体可感、细致人微、举重若轻的独特效用。例如，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日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白居易通过对朱陈村淳朴民俗全面细致的描绘，生动展示了朱陈村和谐、宁静、适意的世外桃源般生活，与自己生活于所谓“礼仪乡”那种自幼读书属文、终生奔波仕途的生活习俗相比，使他更深刻地领悟生活的真实和生命的境界 民俗有良陋之别，白居易诗作通过曝晒陋俗以针砭时弊，具有为文刺心、论事入髓的醒世效果，秦中吟组诗即为典型代表。作者在小序中明言：“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白居易所谓“其事”，其实就是贞元、元和之际上层社会存在的十种陋俗：议婚批判弃贫趋富的婚姻陋俗，重赋谴责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吏政恶习，伤宅讽刺“一费百万”的奢华之风，世态炎凉，不致仕嘲讽“齿坠双眸昏”的恋栈者，立碑讥讽奉承离谱、为文失范的立碑风气，轻肥痛批灾民人食人、内臣豪宴醉的残酷现实，歌舞痛恨公们营第宅、务追游、夜半歌舞的腐朽生活习气，买花反映帝城富人奢侈买牡丹、“家家习为俗”的现实。 秦中吟以秉笔直书的勇气，大胆揭示生活中的不良风俗，使人们在认识每一种陋俗的同时，也看了陋俗背后掩藏的罪恶和灾难，令人震聋发聩。白居易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如此震撼的艺术效果，正是基于作者对民俗的发现及其诗歌创作理论的突破。二、二、民俗造就诗史民俗造就诗史白居易善于通过对民俗事相的生动再现，反映作者及时人物质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真实状态。他的诗作犹如一部中唐风俗诗史，把读者带进千年之前中唐社会那五彩斑斓的民俗世界。 衣饰习俗能反映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世界。宋人洪迈发现：“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如：“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初著绯戏赠元九)“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白居易诗还记录了“唐人袍服用花绫”的习俗，谢裴常侍赐鹘衔瑞草绯袍鱼袋：“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腰飞。”弟行简赐章服：“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朝服色和花绫，只是代表不同的职官品级，但对仕人而言则是事业大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所以，唐代诗人的政治热情、人生抱负乃至生命的价值，便蓄藏在看重袍服的色彩、花绫及配饰等礼俗之中。在个人交往中，布料、衣服又会成为传递朋友情谊的使者。元稹曾于通州给白居易寄送布料以慰思念之情，白居易元九以绿丝布、白轻容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诗就叙写了落魄中的他，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的感动：“绿丝文布素轻容，珍重京华手自封。贫友远劳居寄附，病妻亲为我裁缝。裤花白似秋云薄，衫色青于春草浓。”诗中介绍了绿丝文布衫和白色“轻容”薄纱裤的制作过程，读罢此诗，唐代绿衫白裤的便装习俗如在目前。白居易借助着衣习俗这一载体，轻巧高效又无斧斫之痕地表现了两人的深情厚谊。白居易任职杭州时，也曾给元稹寄送浙江特产纱觳夏衣，“浅色毅衫轻似雾，纺花纱绔薄于云。莫嫌轻薄但知着，犹恐通州热杀君。”(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就在这“轻似雾”“薄于云”的纱觳之上，承载着元白之间厚重绵长的朋友情谊。2.1衣饰习俗衣饰习俗2.2 饮食习俗饮食习俗 由于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南北饮食风俗也各不相同。南方人饮食以鱼稻为主，白居易桥亭卯饮诗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鲜，当石渠中浸酒瓶。”表现的就是吴中一代用荷叶包鱼的食俗。北方人尤其是关中人的饮食习俗以面食为主，所以“饼”成为自居易和很多唐代诗人的写作素材。如王维赠吴：“江乡鲭鲜不寄来，秦人汤饼那堪许。” 可见，“秦人汤饼”和“江乡鲭鲜”在南北饮食习俗中的重要影响。 白居易及其他诗人对自己食饼、粥习俗的细致描绘，与白居易新乐府轻肥诗中“尊鲁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的奢侈风俗形成鲜明对比，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跃然纸上形成鲜明对比，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跃然纸上。又如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当时，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孤单落寞中想到在万州任刺史的同乡朋友杨归厚，便寄胡饼给他以慰思乡之情。诗中的“辅兴”是长安城里胡饼最有名的街坊，白居易就让“馋鬼”朋友尝一尝，并幽默地让朋友与辅兴街坊的胡饼比一比。通过描绘寄胡饼这一风俗细通过描绘寄胡饼这一风俗细节，举重若轻地写尽了朋友之间的亲密感情节，举重若轻地写尽了朋友之间的亲密感情。白居易一生，行迹遍及关中、中原、江南及西南等大半个中国。他每到一处，都有描写当地民俗的诗作。比如：过昭君村写的是长江岸边昭君村“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的风俗。昭君美丽，却因进宫而不幸，同村幼女便烧脸毁容逃避征召，因而相沿成习。这种民俗的背后是百姓的血泪，多少年来执政者强占民间佳人宝物，以至于民众只有用自毁其美的方式来捍卫。自居易描写这一民俗，表达了幽深的思虑和沉重的情思。这首小诗，也因为镶嵌着民俗元素而拥有了内涵的纵深。他移任忠州时，首先观察和记写的就是当地风土民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畲烟。”(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地理偏陋、王化不到的忠州小城，让熟悉秦豫辽阔大地和汉唐深厚文化的白居易惊异不已，民俗的差异使自居易倍感落寞孤寂，同时也意识到责任的沉重。 民俗意识使白居易拥有了更敏锐的创作灵感和更开阔的创作视域，民俗视角则使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明人江进之曾说：“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并包囊括人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 除了诗歌艺术领域的创见和收获，自居易诗歌描写风土民俗内容之全面，范围之广阔，足以反映中唐社会的民俗风貌，他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三千多篇诗文，还有蕴藏其中的一部中唐风俗史，正如明代学人何良俊所言：“白太傅之诗，亦可称诗史“三、民俗艺术化白诗新境界三、民俗艺术化白诗新境界 因为敏锐发现并精到运用了民俗，白诗生动描绘出中唐诗人心路的微妙起伏，深刻揭示了中唐社会文化心理的绎嬗变，清晰记录下中唐社会时代旋律的抑扬变化。白居易不是对风土民俗作静态观察和平面记录，而是由表及里的深入开掘，发现民俗背后隐藏的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别出心裁的艺术结构，将风土民俗艺术化，使之内化为其诗作的重要元素。 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写道“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的“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宫人闭锁不出，对外界已经胡化的新时尚全然不知，依然是天宝末的装饰，所以“外人不见见应笑”。这种被外人嘲笑的落伍装扮，包含着宫女无尽的辛酸之泪； 新的艺术形态和娱乐方式也是时尚变化的风向标，“胡旋舞”在唐代上层人娱乐活动中就较为流行，自居易新乐府胡旋女如此描绘：“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砜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白居易不是欣赏这种新的娱乐民俗或艺术风尚，而是意在劝诫。 诗人对这种“胡化”的民俗现象的客观再现，不仅展示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也深刻揭示了唐人的博大胸怀以及唐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唐长安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唐代文化艺术和民族精神之所以走上历史巅峰，从唐人对“胡俗”这种异质文化的包容、吸纳和再发展，可窥知一斑。 白居易还善于通过对唐人影响最大最广的民俗事相的生动展示和深沉品味，揭示唐人文化心理和时代精神的律动。 唐代诗人对酒有着特殊的喜好和感情。白居易在诗中就生动描写了当时的酒令、酒筹：“碧筹攒米碗，红袖拂骰盘。”(与诸客空腹饮)“从白居易对酒令、酒俗及其氛围的生动描绘中，足以感受到他们对酒的“享受”之乐，但这些中唐诗人的饮酒之乐，没有了盛唐文人饮酒时的青春狂欢和壮志豪情。 初盛唐时期，“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所以，“酒人盛唐，浇开了浪漫的青春之花，成为盛唐之音及其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诗、酒、青春更成为三位一体、互相促生的生命形式，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具有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可以说，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他们高举的酒杯中，盛装的是青春的激情，是人生的壮志，也是奔放的诗魂。 如果说，从白居易诗热衷咏茶俗的倾向中，我们看到白居易政治激情的消退和精神追求的内敛以及其思想的通达和生活的闲适，那么，中唐社会嗜茶风尚的普遍流行，则反映了中唐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以及世风士风的深层嬗变。如果“唐中期诗歌转变的首要标志，就是把言志抒怀的宗旨换成了感事写意。 那么，白居易无疑是典型代表，他感事写意的最重要载体就是他所观察和体验的民俗风情。凡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善于写“俗”的白诗因之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题材；民俗的形成是历史和情感的积淀，促成白诗内涵特有的纵深度和厚重感；民俗是人们真实生活和内心情感的折射，民俗元素和民俗细节的精到运用，使白诗具有浓厚的生活味、巨大的亲和力和举重若轻的表现力。白居易曾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写道：“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其中的“新”，必然包含民俗这一新元素对诗坛尤其是自居易本人诗歌创作带来的新视野、新风貌和新境界正是民俗元素，使白居易诗歌忠实于生活情感的真，正是民俗元素，使白居易诗歌忠实于生活情感的真，凸显出思想内涵的善，展现了艺术形态的新，正如叶凸显出思想内涵的善，展现了艺术形态的新，正如叶燮所言：燮所言：“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如若无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民俗元素，则无以全面认如若无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民俗元素，则无以全面认识其诗作的特殊质性，也难以真正领略其诗作的境界识其诗作的特殊质性，也难以真正领略其诗作的境界和魅力和魅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