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讲稿讲义 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的当代样态。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揭示“文明”的本质，从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中把握和理解文明的产生及演进。站在唯物史观高度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展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契合及本质关联，体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创造出面向世界、指向未来的文明形态的创造性力量。在唯物史观视野中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明发展规律中认清其生成条件、内涵特质及价值意义，增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自觉及责任担当。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条件 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的形态、演进并非依循时间累积而自然形成的，也非依循精神想象而建构展开的，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展开的成果结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激活”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代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果实”。从唯物史观视野看，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自主活动”而非“精神进步”，是“交流互鉴”而非“硬性教化”。它的生成是有条件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条件既有现代文明生成的普遍性条件，也有中华民族历史承继的特殊性条件，是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的创造性生成。 1.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条件 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文化生长的丰厚土壤，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它回答着“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也预示着“中华文明到何处去”。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相互浸润下成长，持续沿用的文字、独特的史学传统、融于民众生活的观念体系使其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文明内部，各民族文化互通交往，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融摄欧洲文明、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使其在互学互鉴中绵延不绝。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虽历经劫难，但从未中断，并且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文明结构要素影响看，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条件。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核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洵美且仁”（国风郑风叔于田），讲仁爱作为一种美德、一种政治观念、一种治国之道反映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由己度人”的宇宙观、政治观及道德观，它内在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集体性，使它与西方推崇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呈现本质的区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民为本”（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民为国基”（尚书洪范），重民本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反映着中华民族始终有清晰的民本观，它内在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使它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至上”呈现本质的区别。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基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道，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守诚信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遵循的道德品质及价值尺度，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之一，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要求。“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崇正义彰显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的精神基因，它已升华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精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中华民族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箴言，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中学西传、西学东渐”等生动故事。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内在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使其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等狭隘思维方式。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也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蕴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价值禀赋及内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接续发展，它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源”，亦是其建设的内在条件。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近代以后，中华文明遭遇到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对“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坚定地扛起“文明复兴”的重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近现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条件。 从唯物史观视野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也是中华文明历经主动创造-激发活力-繁荣兴盛-自觉自信的跃迁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全盘西化论”“中华文明被抛弃论”，提出建立“第三新文明”，掀开了中华文明复兴的新篇章。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明激荡交锋中，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极度崇拜的偏执认知，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中华文明被抛弃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破除“全盘西化”及“中华文明被抛弃”的错误论调。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李大钊提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了新文明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主动创造的新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这一时期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激发社会主义文明新活力，为中华文明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辩证看待资本主义文明，极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实现文明发展繁荣的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五位一体”的文明观理论，“体现了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思维”，以更加自觉自信的姿态认识中华文明当代价值及世界意义，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源头，阐明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从推动“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到主动担当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从以建设更加文明的国家为己任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获得主体力量，形塑着文明的人及文明的社会。 3.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条件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可视为“一个结合”认识的发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新论断。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及运用有更深刻的认知，也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从文明复兴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及自信。“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者并非蕴含关系，也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实践基础的文化反映，这一文化反映又反过来促进“第一个结合”的伟大实践。坚持“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条件。 坚持“两个结合”，需要深刻理解及自觉贯彻“结合”的彼此契合性、互相成就性、道路根基性、创新空间性、文化主体性。“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两者呈现精神信仰的共振、价值观念的共鸣、实践运动的耦合。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信仰共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共鸣、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掌握物质力量的“人的解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实践耦合，使两者有天然的契合性。“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创造出新的生命有机体，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如“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民族形式、历史智慧的结合，“结合”的结果使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始终发挥着“思想精髓”的关键作用。“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脉络，“结合”使中国道路获得历史纵深的根基性意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礼乐文明结合构筑的新型政治秩序、人民中心与民本思想结合夯实的党的执政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协和万邦”结合蕴藏的天下胸怀等，均是“结合”打开创新空间的有力注脚。“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脉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内在贯通，融通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指向新的文明空间。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唯物史观视野考察，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自然产生的，从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看，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源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现代化正是在一次次生产方式的迭代进化中向前推进的。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进程来看，人类自18世纪以来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追赶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开启及创造的，它在高度压缩时空中快速追赶，以“并联式”方式推进“四化”，当前正迎面“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科技革命同频共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中驶入现代化的新阶段。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域看，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由生产方式变革撬动的现代化进程，亦引发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现代生产方式，以人民为中心，在推动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现代化与世界历史的开启亦呈现同步性。现代化意味着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狭隘的、局限性的、地域性的状态逐渐被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状态所替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基于对自身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把握，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它超越了世界历史演进由西方资本主义规定的界限，在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本质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指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运动中生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主动推进的，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形塑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质 唯物史观始终关注观念形态与物质实践的内在关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质，必须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的物质实践，从文明形态、文明结构、文明起源、文明阶段、文明主体等维度总体考察，中华